《克雷洛夫寓言》中有一则家喻户晓的关于“狐狸与葡萄”的故事：又饥又渴的狐狸吃不着葡萄了，就愤愤说道：“算了！虽然看起来挺好，实际上却都没有成熟，没有一颗不是酸的！我又何必叫我的牙齿酸得格格的发响呢？”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见《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中重提了这则寓言，认为“通过贬低、否定该财产的正价值，甚至可能通过把无论什么与该财产相反的东西看作完满的正价值的东西，以消除欲求与无能之间令人不快的紧张状况。这就是关于狐狸与酸葡萄的故事。”
循着舍勒的思路，有如下三方面的问题可供讨论：
第一、狐狸并未因自己吃不着葡萄而说葡萄的“甜”不是正价值；它把葡萄说成是“酸”的（牙齿格格作响是因为葡萄的酸还是自己的馋姑且不论），这说明在狐狸心目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基于价值的一种永恒的层级”。舍勒称之为“真正的人伦”。由此联想到一系列类似于“甜”的正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富有、健康、美丽等等，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一时得不到或无法具有而把它们说成是专制、苦难、不幸、战争、疾病、丑陋、死亡的话，那说明我们仍保持着“真正的人伦”所应该具有的“心灵的秩序”或“心灵的逻辑”。这种“心灵的秩序”或“心灵的逻辑”是何以获得（形成）的，人与人在不同时空中对它们的理解有多么的不同相对于伦理学的话题来说只是第二位的问题，重要的在于“甜”或自由、公正、人权是不是自己所欲求的正价值。当然，就这些正价值作为人类的人文理念在何种意义上是超验的或只具有形式的意义仍是可以深入研究的真正的学术问题。比如，如果说这串葡萄到底是甜还是酸基本上还算一个经验命题的话，某种制度性行为到底合不合法、公不公正则多少超出了经验的范围，至于什么才叫人的意志自由，就更是一个纯粹的哲学话题了。可惜这类讨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从未认真讨论过，常见的，倒是一说这串葡萄是酸的便一走了之。
第二、如果狐狸把自己吃不着的葡萄不说成是“酸”而说成是“甜”，但这“甜”又恰恰是自己所不欲求的“负价值”的话，那就必须对心灵中基于价值的层级次序从根本上进行一番颠倒或变革。舍勒认为怨恨就是导致这种颠倒或变革的心理源泉之一。这种说法有无道理暂且不管，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就堪称一次史无前例的对人类基本价值秩序的颠倒或变革。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说法在那个年代早已充斥耳目；那时最流行的口号就是“对着干”和“把颠倒了的什么什么再颠倒过来”。于是也就在有关生与死、苦与乐、饥与饱、贫与富、战争与和平、压制与宽容、焚书与藏书、出手凶狠与心慈手软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完全颠倒过来的“心灵秩序”或“心理逻辑”。至于我为什么偏偏喜欢酸葡萄而不要甜葡萄，当然可以说出许多颇能服人的道理，比如从味觉系统的不同到生活习惯的养成，甚至说到全新世界观的培养就意味着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等等。总之是依据阶级划分的道理强调价值秩序上的“对立”与“差异”。这种“对立”与“差异”已不再是见解上的不同，而是从意识的目的论上偷换本义或从根本上“伪造价值图表”（尼采语）。舍勒说，把“好”说成“坏”这一颠倒已不像通常的谎言那样出现在意识之中，而是产生于从体验到意识的途中，就是说，产生于价值感觉和心象的形成方式之中。请注意这一点，因为它涉及到某种看似无意识但又明显有着倾向性的价值偏爱系统的形成。作为一个小小的例证，我们可以设想：假若前几十年看到现在这些时装模特儿的穿戴，我们一定感到的不是美而是丑。
第三、假设这只狐狸吃不着葡萄而又要说出一番道理（如葡萄是酸的或甜正是自己所唾弃的等等），是因为旁边还有别的狐狸（不排除别的狐狸轻而易举就吃着了葡萄并大叫其甜的可能）正观望着自己，这局面当然有些尴尬。为着避免这样尴尬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尽量压抑甚至泯灭心中想吃葡萄的欲望，于是就有了另外一套关于“知足”、“能忍”、“寡淡”、“无欲”之类的说法。这类说法与把“好”说成“坏”不同的，就在于它必须诋毁一切价值，目的是使自己从必须恨、妒嫉、报复而又无力恨、妒嫉、报复的自我折磨中解脱出来。舍勒说，这类说法看似把内心激荡着的想要责骂、贬斥、蔑视一切价值的激愤压抑到了心底，但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另一面就是入魔般地沉迷于到手的或能到手的欢乐、荣耀、权力、幸福、财富、力量之中，甚至不达到穷奢极欲的地步就不可能把目光从如此折磨着人的“物”的身上引开；当然，越穷奢极欲，目光也就越无法从“物”上引开，于是说法与作法也就南北辙，越来越无法一致。这又使我想到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见解。鲁迅先生说，所谓的超
脱于世的“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从来也没有过的，阮籍刘伶等人既然不承认世界上从前所规定的一切道理和善恶标准，那就只有让自己沉醉于没日没夜的饮酒作乐之中。鲁迅先生说，这种沉醉不独出于思想、理论上的说法，而是由于环境所迫；所以嵇康等人也并非真的要毁坏礼教，倒是因为相信到了固执之极的地步而又无法得到，所以才作如此状态。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并不一样，欲望与无能之冲突的唯一结果，就如舍勒所说，只好“把它所能触及的每一现象都抓在手里”。
我之所以想到了这三个层次上的问题，是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我们的感知、期望和回忆的生成。舍勒在另外的地方还反复强调说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而心态、精神气质或体验结构，标明的是一个价值偏爱系统，它给时代和文化单位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导言》，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这则狐狸与葡萄的故事让我想到的就是那种生自感觉和心象形成方式的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意识行为的价值偏爱系统以及这一偏爱系统与时代及文化的关系。不知就现代性转型的意义上说，我们是否敢于或有能力去面对它。
